孔飞力：中国作为统一国家进入现代，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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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1日，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逝世，享年83岁，他的去世，引起学界和文化界的震惊和哀悼。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孔飞力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改写而成，是其代表作之一，展现出他既深邃又宏阔的研究视野。1999年这本书先以法文出版，2002年推出英文版，中文版由陈兼、陈之宏两位旅美学者翻译，2013年在三联书店出版。此书着重提出中国自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立中的“根本性议程”。

在这本书最后，他极为罕见地总体论述了20世纪中国在国家建设中的突出特点，也就是“中国人民对于国家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这是重中之重的议题，不但可以视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总结，也可以代表他毕生研究中国，由博返约之后的论学要旨。我们今天选摘这段内容，以缅怀这位杰出学者，他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其影响已超出了学术界，给未来的中国和世界不断带来深刻的启示。

孔飞力，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77年他接替费正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还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等职，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为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1999）、《海外中国人》（2009）等，均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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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 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

清王朝垮台后，继任的新统治者立刻采取行动，通过建立新的行政官僚中心来取代20世纪初年产生的各种地方“自治”机构。像阎锡山在山西所做的那样，一些省当局尝试着在村庄上建立政府行政机构。国民党是支持孙中山自下而上的自治纲领的，但在1927年取得政权后，也着手实行地方社会的官僚行政化，在县以下划分新的行政区域，并剥夺地方社区从道理上来说本来具有的各种自治功能。到头来，孙中山遗产中关于威权性的部分压倒了关于社区本位的部分，在城市, 催生“公民社会”的呐喊很快便中断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商会、各种职业公会和民间团体、工会以及学生组织越来越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到1949年后的人民共和国时期，它们或者被瓦解，或者成了由国家管理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 所设想的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国家。回过头来看历史，党总是将关于社区和政治参与的讨论同国家的需要连接在一起，便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农村地区的选举被颇具匠心地改造为促进国家控制的手段：乡镇议会的代表，在议会休会时便从事乡镇政府的行政工作。正是汉语中“自治”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模棱两可的特点，使得这种改造变得容易了。在这里，“自治”既可以表示由地方社区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也可以表示代表国家来治理社区，从事收税和执法等活动。然而，对社区本位观念的最后一击，来自于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阶级的标签使得社区四分五裂，而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又成为国家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税收体系的强有力手段。为了通过对于粮食的控制而保证城市的供给，国家瓦解了旧有的农村集市系统，并将商业集镇转变为政府的地方行政中心所在地。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理论，虽然有着宏大的设计，但在结构上却是相当薄弱的。然而，20世纪中国的历届政府在从事国家建设时，却能够倚靠并受益于旧政权源远流长的行政经验。

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现代的建制议程再次引起了活跃的讨论。这种讨论依然包括着如何确定政治参与的边际、如何界定公共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可接受的关系，以及如何调和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的需求这些老问题。在帝制晚期，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已经够困难的了。它们是否能够在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又存在着极大的地区间差异的国家里最终获得解决，是我们所难以预见的。这是因为，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并如此富有多样性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被我们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果，其背后的意义反而为我们所忽略了。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在早期地方自治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各省份和都市的许多政治活动家们是用民族救亡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行动的。甚至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岁月里，从来没有什么将某一省份分离出去的行动或建立邦联的建议，能够比得上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由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产生了建立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要求，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建制议程上也成为重中之重的需要。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美]孔飞力著 陈兼 / 陈之宏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10月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统一是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的，而由征服者所建立的文官政府，其背后也总是有着军事力量的存在。全国性精英阶层在地方上的显赫地位，并非经由世袭的途径，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做官积聚财富而获得的，因要需要中央政府对于这种地位的认证。同征服者所强加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便是精英们为获得这种认证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这么去做，但总会有很多人愿意这么做，从而使整个体制得以维护下去。

到了20世纪的头十年，一般来说，中国所有的政治阵营都会同意，中央政府必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发展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尽管人们在政府应由谁来控制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没有人会对上述国家建设的目标提出诘难。但这种共识形成及维护的代价，是思想上逆来顺受和政治上令人摆布。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令他们失望的，也许是反对政治竞争的旧势力依然是强大的。如果有一种独特的公共利益的话，那么，政治集团从自我利益出发的竞争便一定会使之瓦解。具有绝对性倾向的政党吸取了这种旧思想，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不幸的情形是他们并不陌生的。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设想，今天的中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所拥有的基本推动力量同先前的各个时代是相同的。也许，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开放，至少已经在经济上打开了沿海省份实际上实行自治的大门。也许，关于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区的老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以较少受到中央集权国家影响的方式而重新得到界定。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文章节选自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刊行）第四章。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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